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(卅一)由公及王?

    皇帝虽然说了“这次你绝对不能推辞”,但显然高务实不可能真的毫不推辞,只不过对于实学派党魁的他而言,他也不能和以往的官员似的,表现得好像宁死不受一样。

    大明朝的文官嘛,哪能皇帝说封赏你就屁颠屁颠接受呢?大家都是要面子的,而明朝文官要面子的方式比较特殊,甚至可以说扭曲。

    比如说皇帝捧你,你必须得坚辞不受,仿佛不如此就是好权爱名、道德败坏;皇帝骂你,你必须得甘之如饴,仿佛不如此就是忠诚不坚、畏难惧谏。

    总之,你必须要和正常的人性反着来。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大概是理学的负面影响之一吧——存天理,灭人欲。

    然而,高务实作为实学派如今的大宗师之一,此前就提出过一个观点:天理即是人欲。

    [注:后世有人说王阳明赞成天理即人欲,这是不恰当的。心学是基于理学出现的,王阳明也很在意天理,只是他认为当时读书人大多知道或者至少大概知道什么是天理,只是不愿意去做。因此,王阳明更重视“致良知”的“致”,主要宣扬知行合一。不过这个问题大概没有读者乐意看,我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。]

    不过,高务实这句话有个前提,即在说“天理即是人欲”之前,需要重新定义什么事“人欲”。或者说,他要为他口中的“人欲”做出一个规范——要区分什么是“人欲”,什么是“兽欲”。

    比方说,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这叫人欲,坑蒙拐骗、强取豪夺就叫兽欲;为光宗耀祖而努力读书叫人欲,为升官发财而科举舞弊叫兽欲。

    虽然高务实反对当初申时行他们动辄聚众讲学,实际则不过袖手清谈,因此他自己讲学很少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发表“学术观点”。只不过,高务实发表“学术观点”不是通过讲学,而是通过在自家报刊上不定期发表文章来施行的。

    毫无疑问,高务实不做无意义的事,他在发表学术观点的时候都有明确目标:一来,朝廷如果要影响士林舆论,他就需要拿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,而这个理论不能仅仅只是说着好听,还要有执行的可能。

    按照高务实施政的策略就能看出,他一贯的态度是“打击少数既得利益者,但重视多数既得利益者”。如果这句话不好理解,那么可以换一句更直白的:团结大多数,打击一小撮。

    是的,任何斗争都要讲究这个原则,因为只有团结了大多数,才有能力打击一小撮。否则你自己属于“一小撮”,你拿什么去打击大多数?拿天灵盖吗?

    他之所以敢提出“天理即人欲”,就是因为在他将“人欲”和“兽欲”区分开来之后,大多数人就会站在他这一边。为什么?因为正本清源之后会发现,儒家本来就是一门“入世”思想,而“入世”是要做事的。

    摆清高、谈心性,屁都不懂,却谁都敢于批判,偏偏除了批判之外自己屁事不做。这哪是儒家?这是犬儒啊!

    高务实这些年发表的“学术观点”不算多,但其中对这种“犬儒主义”批判却不少,而这么做的目的也正是要突出实学派的“务实主义”。如果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但并没有明确一个人具体应该“行”什么,那么高务实提出的就是实事求是,并且明确指出了该做什么。

    该做什么呢?不是泛泛而谈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,而是“发展生产力”,并且“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”。

    换句话说——别瞎逼逼,都给老子去做事,去想办法生产更多的东西!在这个过程中产生问题不可怕,一边出现新问题,一边想办法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。

    有人说,中国人想做点事往往需要“托古改制”。是的,托古改制在中国有独特的社会基础,因为中华文明在周公之后,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去掉了“神灵崇拜”而转为“祖先崇拜”。

    尊重客观现实是高务实一贯的行事风格,那么就来托古改制好了。世人皆知他是六首状元,也知道他的本经是《易》,因此他就从《易》开始论述。

    他的学术地位已经摆在这儿了,因此别人需要说得玄玄道道的东西他敢于直抵本原——什么是易?

    按照高务实直白的观点:“易”就是变化,而《周易》,说到底就是一句话:世界在不断变化,而你不能改变世界,所以你需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。

    由此,高务实对《周易》的论述就能浓缩为四个字:变与应变。

    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是高务实对大明的思想理论体系——甚至中国多年来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次大颠覆。因为中国古代王朝是没有发展生产力这个思维的,或者也可以说,农业社会本身也很难产生这种思维。

    道理并不复杂,农业的进步是很难的,它很难自行产生跨越式的发展。以“耕地”这件事举例:出现个金属犁就是大突破,出现畜力拉犁又是一个大突破,然后呢?然后在犁地这件事上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,因为农业社会能利用来犁地的“力量”巅峰也不过就是畜力。
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,历代王朝虽然还是会有一些社会发展中自行发现的新技术,比如这架犁的结构可以优化优化之类,但总体来说发展缓慢。既然如此,社会生产力进步缓慢,生产关系自然也不需要过分调整。

    这也是为什么高务实的改革在时人眼中看起来十分激进,但他自己知道其实非常温和的原因。时人觉得激进是因为时人看待世界的目光几乎是恒定不变的,而高务实知道自己十分温和是因为他更习惯于前世的发展速度——几十年时间足以天翻地覆,能从农业国干到世界工业之王。

    当然,具体到现在的高务实,他知道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,一边要改革,一边要解决改革中必然遇到的问题,所以他也从各个层面给自己“创造盟友”。

    拉拢后世人觉得全是废物的勋贵,是因为他知道勋贵有足够的原始资本,而且因为贪欲,他们会支持自己带领他们赚更多的钱——那么,人再废物都没关系,我也不需要你们指挥作战,你们的资本和贪婪就是我可以利用的力量。

    而输出学术观点,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:“兽欲”不可取,那都是我们儒家孔圣人鄙弃的,我们要做君子,要入世,要取之有道——也就是说,我们士人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,然后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获得回报。

    为啥要这么做?因为只有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更多人,所谓“士人不经商”这种思想才能真正被颠覆掉——凭什么我读书人就不能经商办厂?我这是在为国为民啊!

    我经商能够让北方的百姓吃到南方的便宜蔗糖,能够让南方的百姓骑上北方的宝马良驹,我难道不是为民造福?

    我办厂能够让因灾失去土地的民众能来我厂里找份事做,可以养家糊口,不会饿死街头,生产出来的东西又能让更多人生产生活变得便利,我难道不是为民造福?

    至于你说我从中赚了钱,当然,我当然赚了钱,可那难道不是我应该赚的,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?

    正是因为如此,高务实作为这些思想宣传的来源和主要推动者,他既不能直截了当接受皇帝这句话,也不能假惺惺坚辞不受。这里头就要讲究一个度。

    “皇上,追我朝先贤,以开国、靖难之大功,受国公之封自无不可,但您可知道,士林民间对于石亨、朱永……却是耻笑至今。

    臣受先帝所托而辅佐陛下,至今已三十来年。虽不敢说殚精竭力,但自问全心全意,确有些许微劳。不过,这些都只是旧日之功,皇上并非漏赏。如今臣既无新功,甚至还刚刚遭受弹劾,又岂敢应下这国公之赏?还请皇上收回成命。”

    朱翊钧呵呵笑道:“新功嘛,这个不着急。朕日前得沈先生在南京所呈奏疏,言南京宫室破败,难以迎驾,须得整修一番才堪使用。也就是说,南巡一事暂且不急,总得等西征胜利之后才方便……

    日新,收复西域乃是你一力主张、一力操办,虽人在中枢,却阁令万方,调配天下。此战一胜,自然是你首功。西域乃我华夏故土,失之数百年之久,今若复之,功何其大?彼时你以此功为凭,莫说封一国公,便是异姓王又有何不可?”

    高务实连忙道:“皇上慎言,太祖有祖训,异姓不可封王……”

    “朕知道!”朱翊钧打断道:“但你说异姓不可封王……那成祖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、先帝封俺答为顺义王,却又怎说?难道我汉人异姓是异姓,蒙古异姓反倒不是异姓了?”

    啊,这……

    高务实一时语塞,想了想道:“这自然还是有所区别。也先土干(不是也先太师)那个忠勇王封之有因,大抵是成祖千金买马骨之意。况且,他这个王水分也大,实际位在侯伯之间——皇上可记得,《实录》中载:‘赐宴,命金忠坐侯之下、伯之上’,可见这忠勇王成色几何。”

    朱翊钧摆了摆手:“朕不比你编纂过实录,这些细节朕可记不得。不过,即便不说忠勇王,那顺义王呢?先帝和朕可都没让顺义王‘坐侯之下、伯之上’啊。”

    这下高务实可真是找不出礼法上的理由来了,毕竟两代顺义王都没来过京师面圣,他究竟该坐哪个档次的位置,这玩意儿没有客观证明。

    但高务实肯定不敢接“异姓王”这个茬,因此马上想到另一个道理:“顺义王也是特例,俺答老王当年乃是带着数千里封疆、十万铁骑内附而受册封的,臣生而为汉臣,岂能与之比拟?”

    朱翊钧倒没料到这还能被高务实找出理由来,也不禁语塞片刻,但让高务实万料不到的是,朱翊钧忽然面现思索之色,沉吟道:“你说这话倒也有理,不过……若说带土内附,你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的。”

    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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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PS:看来你们还是觉得我一个人蛋疼就行了,你们恕不奉陪……好吧好吧,臣接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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